主题：业内人士对2012房产的预测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以2010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逻辑为切入点，系统性地阐述国内房地产行业的内生发展机制，并据此推测2012年该行业的运行轨迹以及可能的政策发力点。
首先，我们必须要理顺这次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初衷。

一、出于控通胀的考量。
这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政治命题。中国的最大政治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尤其对2012年换届前的局势必须采取高压措施，防范一切滋生乱象的可能。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历史上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发生在1985年左右，通胀率官方数据在9%左右;第二次在1987—1989年期间，通胀率突破两位数;第三次发生在90年代中期，通胀率突破20%。以史为鉴，历届高层解决这三次通货膨胀的有效也是共同选择就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大量叫停或者延缓投资项目的上马。此次对通胀的解决方案概莫能外，必须以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的方式创造有利于抑制通胀率的宏观背景，而房地产行业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房地产投资的抑制，缓解国内通胀意义重大。

特别要着重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此轮通胀又有别于历史上的前三次通胀行情，因为此次既有成本推动的成分(主要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人口红利接近尾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既有体制下已经告罄，各地人力成本的提升现象显著——2010年全国有30个省份和地区提高了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为22.8%;2011年全国有24个省份和地区提高了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为22%;估计这个趋势在2012年仍将继续)，又有弱势美元和国外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大背景下造就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所以政策一方面用行政手段，诸如限贷、限购的措施，迫使房地产投资对总需求的强烈拉动作用，以货币在该行业中流转速度降低的方式，最终体现在对通胀率的压制上——在货币总量无法主动收缩的前提下(主要是外汇占款的影响)，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同样能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股市的逆向扩容于此异曲同工。同时，劳动成本的上涨是大势所趋，与政策压制下的房价形成此消彼长之势。在此政策逻辑的配合下，楼市相对价格的调整幅度将大于实际价格的下跌幅度，以此降低楼市调控对商业金融机构在涉房类账款账面上的冲击和风险，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最终达到折中、平摊的政策预期。

三、出于国内城镇化考量
“限贷+限购”是一个总量控制，调差异的的政策组合：限贷是通过金融系统全国统一控制总量，而限购是区别对待国内各个城市的现实情况进行差异化调整。政策的深意就隐含在这个差异化调整上。我们对限购城市的梳理，发现一些共同点：
1、城市行政级别很高。涵盖全部四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绝大部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会城市，以及小部分房价涨幅过快的三线城市。
2、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居多。
3、城市化进程程度高的城市居多。
4、城市资源承载能力超标的城市居多。
5、相对人口密度居高的城市居多。

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判断出，限购政策的弦外之音有“限大疏小”的深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畸形的现象，就是各个城市并不是按照资源禀赋进行自我城市化，而是按照城市行政级别配置资源，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是按照行政方式进行资源由高到低的配置，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在城市化中所获得的资源越多，所以就出现了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户口因获得了超额的资源支持，备受全国各地民众的追捧，导致全国人口往该类城市挤的现象，于是这些城市住房在有限的供应下要面对全国的无限需求，房价居高不下就成必然结果。另一个结果就是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的下降和透支，如一线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挤占耕地指标现象，等等。长期以往，问题的集中爆发将不可避免，甚至会酿造更大的悲剧。

这次的限购政策带有疏导大城市人口流入需求到小城市的倾向，缓解大城市过大的资源承载压力，再结合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省管县”行政体系改革(在原先的5级行政体系下，“市管县”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和战略，限制了行政级别较低的县级城市获得资源的能力，特别是使市一级别城市轻易通过行政手段获取本该属于下属行政城市的资源。)和多项区域规划的出台，决策层缩小城市间发展差距、东西间差距的意图明显。毕竟“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城镇化”战略，而城镇化不仅需要行政体系的优化，如“省管县”，更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很难说这次严控的重点城市资金不会进入这些非控制城市，甚至我们认为，控制的目的就是在于引导资源的流向。
所以我们认为今后三线城市(大部分地级市)甚至四线城市(大部分县级市)将是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点。

四、出于缩小贫富差距的考量
“5年前同样财富水平的两户家庭，因为一户选择了购房，而另一户选择租房，在两户家庭收入水平都不变的前提下，5年后购房户的财富水平远超租房户。”这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个事例。我们必须承认，住房是一个放大器，家庭或个人通过对住房是否拥有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今后财富的量级，随着房价多年来的持续上涨，甚至暴涨，住房也扩大了社会贫富的差距，积累了社会矛盾。按照国际统计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中国约在0.49左右，超过警戒线0.4，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必然发生大的动荡。
中国自古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2011年的中东、北非乱局，很大程度上是这句古话的应验。作为借鉴经验，我们相信中央延续楼市调控的高压态度多少是受到了国际局势的影响，毕竟中国政治体制上并没有国外成熟政治体完善的“政治避震机制”，被迫变革的代价过于高昂。于是，决策层在孰轻孰重之中，毫无疑问地选择了稳固执政基础之举。2010年5月，我们正是基于此认定调控必将取得实质性成果，因为这是政治任务。

六、出于既往人口政策的考量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人口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盛衰，可谓生死之地，存亡之理，所以决策层在制定一系列社会经济长期计划或战略的时候，必然会考虑到该项国策的存在及影响。我们相信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给决策层敲了一下警钟，人口政策的相对放松已箭在弦上。标志性事件是河南省近期通过了“双独二胎”(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允许生育2胎)政策的落地，成为我国最后一个接受该政策的省份。
因为存在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的出生率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波动，人口政策的作用随着时间的传导，大致上中国婚育年龄人口数量在2015年左右，会出现一个与之对应的向下的波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再加之“丈母娘经济”的影响，中国楼市需求在2015年左右确实存在一个断崖式的下挫可能性。结合决策层对楼市“长期健康发展”的要求，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楼市的调控目的之一是为了调节住房需求基于人口结构因素之上的有序释放。
此次楼市调控就好比河流上的水利工程，对上游水流的洪峰进行调节，削峰填谷。纵观国内多项政策，只要涉及人口问题的，基本上都会采取“迟滞”政策，使问题不至于叠加，如当年高校的扩招政策，其目的之一就是吸纳就业力量进入学校，避免与人口高峰期的到来重叠，造成社会就业压力的陡增。
所以，我们认为，此次楼市的宏观调控确实是着眼于未来，希望促进楼市长期健康发展。如果没有这次宏观调控，中国楼市经年的痼疾，几年之后就有可能因为核心问题的变化而发生大的变故。

二、金融系统的稳定问题
一国经济的命脉就在于该国的金融系统。从入世后中央政府对金融系统的额外保护就能看出金融系统对国内的重要性。
我们观察到，国内金融系统是这轮调控最先抽身而走的，政策的缓慢配合也有利于金融系统尽快在风险领域脱身——政策一开始并没有急着要效果，而是宣示性的，威吓性的，但是金融机构最先配合政策，限贷、加息、停房开贷、停三套贷、停固贷。我们认为先前政策的缓释和之后金融系统的快行，是在给金融系统建一个防火墙，一如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民康所言：“我们涉房类的贷款都是在房价很低的时候贷出去的。”也就是说金融系统利用房价的上涨，且在之前就放缓涉房类贷款，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缓冲带。
但是，此举只能是起到对增量贷款一定的遏制作用，对于业已存在于金融体系内部的存量涉房类贷款，作用就不那么明显，好在中国房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金融业的风险是可以稀释和控制的。
截止2011年10月末，相关部门公布的金融机构涉房类贷款在10万亿左右，风险主要集中在开发贷上，而开发贷大部分又集中在大型企业中。所以，我们认为，此次调整金融机构比地方政府淡定得多。不过对房价下跌的承受上，我们粗略估计应该在20%以内，而不是之前金融部门负责人刘明康宣称的50%，绝无可能!因为房地产业纵向的下跌超过一定程度会导致金融系统内贷款风险横向的崩溃，毕竟房地产业的产业关联度过高，再者金融系统内的抵押物多半以固定资产为主。